诚然，拐卖行为可能采取暴力、胁迫手段，这种手段既可能针对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实施，也可能针对其 亲属实施。
与财产权和身份权不同，由于它们的客体即利益的载体为外在的，财产权和身份权是什么的本体问题与它们是否受到侵害是可分离的，尽管无形财产的边界也存在争议。C.埃塞俄比亚模式：在第一篇人中既规定人的法律资格，同时正面列举较多具体人格权，并有对它们的保护措施，越南、意大利与之相仿，但意大利没有对它们的保护措施。
国际人权法是人格和人格权最根本的实证法基础，它体现这一意义的方式有三种(以各主要国际人权法文件为限)：[21] 1.序言对人的尊严的宣示 在全球层面，1945年《联合国宪章》、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以下简称宣言)、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A公约)、1966年《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B公约)在序言中都对应尊重人类的固有尊严作了大致相同的宣示，1984年的禁止酷刑公约等诸多国际人权法文件都重申此承认人类的固有尊严的内容。确认人是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的主体的意义在于，它是个人的一切权利和义务的前提，意味着每个个人不是物而是人，每个人在法律资格上都是平等的，并非像有人所认为的它不是一项独立的权利而成为多余的。 [34]名誉与荣誉可否两分，颇具争议，本文采分立说。美洲的强调人的法律资格，非洲的兼顾两者，欧洲的仅规定了人的尊严，如1950年《欧洲人权公约》没有人的法律资格的一般条款，因为起草者欧洲理事会专家小组认为无必要，法律资格可以从该公约其它规定中推导出来。表一：各主要国际人权法文件对法律资格和人格权的规定 四.国内法中的法律资格、人格和人格权 远早于上述国际人权法，国内法就对法律资格、人格和人格权有所反映，国际人权法的有关内容主要取自国内法，但国际人权法出现后又产生了国际人权法在国内实施的问题，这里不涉及如何通过国内立法转换，而仅对国内法中的有关规定进行介绍。
[29] 综合看，主要国际人权法对各种具体人格权规定主要表现在民事方面，它们分为生命权、人身自由、私生活、荣誉、名誉和健康六类，其中私生活包括个人的身份、姓名、性的选择权、身体权、身体完整权、医学治疗权和个人数据七种。权利平等权和最低受尊权，并统以内在价值称之。假如这两种危险变成现实，结果大都相同：所谓圣职的光环势必消失殆尽，部分律师将堕落成浑身散发着铜臭气的奸商或者趋炎附势的政治掮客。
换言之，司法机关的审查、推理以及判断在制约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同时也发挥着整合和正当化的功能。必须加强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性辩论，以使案情、证据和主张都透明化。随着公民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的增强，对诉讼案件的社会关注也在不断增强，而新媒体为公民观察、参与以及监督审判提供了非常便捷的手段。没有诉讼，法律体系就根本运作不起来。
实际上，作为预算与决算中间环节的审计制度既涉及技术问题，也涉及政治问题，因而可以渗透到所有行政活动之中。但无论如何，在这里，律师工作的重点已经转移了，适当转移到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上来了，颇有那么一点客户本位的意思。
(32)参见[德]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这意味着两到三年内，以财政投融资方式拉动经济的原有机制难以再发挥效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从权威的角度来理解以法限权的意义。在最高人民法院之外另设宪法法院的主要长处是可以有效减轻来自国家权力一元化的现行体制的巨大压力。
地方政府之所以敢盲目上大工程，因为它知道出事之后中央政府会埋单、会救济。如果没有与自律兼容的权威，民主制就不可能稳定、不可能持续，在有些场合甚至还无法做出重大的政治决定。⑥罗伯特·达尔认为，在民主的基础条件不太有利或者很复杂的情况下，选择哪一种宪法设计是很关键的。为了维护宪法委员会的权威，也应该明文规定：全国人大要否决合宪性审查的结论必须取得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的赞成，即与通过宪法修正案的加重多数表决的条件相同。
而能把限制权力与加强权威，保障自由与维护统一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现代法治秩序。(13)不言而喻，有意促成这样的特征决不意味着全国人大将削弱根据宪法规定而行使的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以及监督权，(14)只是强调把预算审议作为突破口来切实改变所谓议会不议的现状。
另外一项重要任务则是树立一个真正能得到人民内心认同、自愿遵循的权威体系，防止出现各行其是、无法合成公共选择的乱象这是一个惊人的数据，不仅意味着中国无法再继续享有人口红利，甚至还有可能反过来引起经济的恶性循环。
考虑一步到位或许有困难，我曾经建议不妨以人民代表大会体制为前提，采取分两步走的方式，先设立直接对全国人大负责的宪法委员会，然后再使之演化成宪法法院。另外，现行体制上的缺陷以及宪法文本的内在矛盾，也使有关方面在相当程度上对合宪性审查的结果以及连锁反应抱有深深的疑虑和戒惧。人民代表大会与行政首长都很强势，可以互相制衡，但却不会影响地方的行政效率，因为行政首长也有民意作为合法性基础，并且享有广泛的自治权限。要及时建立和健全各种福利制度，就需要把国有企业所持股份的相当部分甚至绝大部分转让给民间，用出售国有股份所获得的巨额款项来填补支付缺口，完备基本的社会保障系统。这意味着在企业界改变国进民退政策，掀起新一波的民营化浪潮，刺激私人资本的长线合理行为，造就一批新型经营者，从而在提高生产效率和附加价值率的同时，实现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同步转型。权威也不妨被理解为建立在正当性、合理性以及必要性基础之上的服从的自愿化和服从的制度化。
换个说法，也就是律师对客户既可以保护，也有机会加害。因此，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预算审议功能以及对政府的问责审计功能，应该从基层开始逐级倒逼高层。
原文收录在作者的论文集中。在这个意义上，审判机关尤其是最高法院或者宪法法院应该扮演宪法卫士的角色，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制衡其他权力的根据和力量。
特别在当前面临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情况下，不弄清资产负债表就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并采取对症的举措，所以清理地方债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但个人如果有权自由启动相关程序就有可能出现案件数量的激增而引起宪政委员会或宪法法院爆满，甚至出现滥诉的现象。
一般来讲，当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 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下一步就会很快奔向1 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另外，人口政策的适当调整等长期问题的解决也需要纳入立法计划。⑨由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在其1968年的论文《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概念。这样的司法舆论带来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是办案法官以及整个司法系统被置于聚光灯下，接受公众的审视和品头论足，法律问题成为社会热点，审判权似乎从边缘转移到中心。
因为只要激活现行宪法，就可以在没有大幅度社会震荡的情况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改造国家权力结构和权威体系的大多数目标。根据就是人民主权的经典思想。
(二)个人依法维权的诉讼 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主权在民，但人民怎么主张其权利，公民个人怎样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利，都不是很清楚。长期(大约2022年之后)的问题则主要表现为过于迅猛的人口收缩。
(19)同上注，第121～124页。(三)律师技术死磕派的辩护活动 2007年10月28日修订后的《律师法》，在第2条第1款里对律师的定位进行了一项重要的调整，给出了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的正式表述。
此外还应该按照精兵简政的方针，尽量压缩地方政府的编制和开支。至于对法律本身是否违宪的审查则完全是国家立法机关的内部业务，最高人民法院连提出审查要求的权利也不具备。必须具体写明判决理由，以便对照事实与法律进行检验。例如选民有兴趣并且有能力立即参与的乡镇人大以及县级人大应该尽快全面实行预算议会的做法，然后再渐次扩大到省、市、自治区乃至全国。
进而通过对违宪法规和违法行政举措等的司法审查来提高法院以及整个法律体系的权威，并按照司法审查的需要来倒逼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化。但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放权、松绑、瘦身式的行政改革其实具有革命和自我革命的意义，往往会招致主管部门的激烈抵抗或者巧妙歪曲，也很容易在官官相护的关系网中半途而废、消于无形。
第三，为了防止司法独立蜕变成司法腐败的催化剂，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对策是司法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因此，从2012年开始，社会对拨乱反正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期盼显著升温。
由于调查数据显示，大多数市长对户籍制度改革持反对意见，(11)因此如何说服官僚集团接受新的宪法修正案就成为对政治艺术和决断力的一场严峻考验。②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法学界反复讨论的一个基本命题，代表性叙述可以举出张文显：《市场经济与现代法的精神论略》，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6期。